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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既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构建宪制和法治，自然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和西方国家现在实行的都是代议制、代表制。

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但它属于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软法。党的宗旨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博物馆4721个，收藏文物3662.3万件(套)，参观人次达9.7亿。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行政复议的性质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原因在于，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会对行政复议的制度设计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行政复议领域的顶层设计问题。

作者简介：王青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一预想中的结果并未完全实现。[64]马春庆：《为何用行政效能取代行政效率：兼论行政效能建设的内容和意义》，《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4期，第28页。

专题询问自2010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实行以来，地方人大纷纷学习和借鉴[32]，之后日益成为重要的人大监督方式之一。进一步假定，X的行政成本是10，行政相对人成本是20; Y的行政成本是10，行政相对人成本是25; Z的行政成本是20，行政相对人成本是40。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依法行政纲要》)对依法行政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有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其中提到基本原则之一是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而高效便民是一项基本要求。而在制定法上、对行政的监督审查也有不同的用法。

亦见同前注[61]，沈岿文，第123页。行政效能原则不能突破依法行政原则、不能拒斥正当程序原则，与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有一定程度相合之处，但不可彼此替换。

《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72条、第74条有不履行法定职责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法律概念，对其解释并适用的焦点在于判断是否有明显不合理的迟延，不必特别诉诸效率原则。当然，该原则并不是绝对的、不加慎思的。鉴于此，很有可能潜在的司法逻辑是，由于宝珀公司在诉讼中没有真正向法院表明商标评审委员会合议组成员存在应予回避的情形，若仅仅因为没有事先告知而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被诉行政机关重新启动程序，再次作出的行政行为与被诉行政行为完全一致几乎是注定的，这显然浪费行政资源、不符合效率原则。[69]张文明、杨秀清：《精简·统一·效能：中国政府机构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3-162页。

这些在法律系统中实际发生的事实，应当受到近年来整体上反思传统方法论的行政法学的关注。[45]淄博干式真空泵有限公司诉山东省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171号。然而，行政效能原则并不因为不受主流学说的待见，就完全被置于法律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视野之外。制度效益最大化原则要求：①在收益差不多的情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案。

行政管理基本原则要体现、反映为法的原则，但法律本身又有特殊性，不宜将二者混同。第三，新行政法展开的二维结构是合法性和最佳性，而行政效能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最佳性框架中的深化与创新。

因此，效率原则应该是同样支持原告主张的正当程序的。[52]如果对类似的违法行为均要求执法部门提供技术监控资料、或目击证人、或要求两名以上的执法人员在场，显然会增加更大的执法成本，同时也不利于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这种要求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

原告起诉后，二审法院的裁判提及：此规定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及时维护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如果以此规定为由撤销工伤认定决定，责令重新作出，势必会造成行政期限的进一步拖延，与立法本意不符。译者简介：《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72]同上注，第164-165页。因此，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若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用氰化氢毒杀犹太人的做法，比其之前用的枪杀、汽车废气杀害更有效率，不会有太多人反对。2015年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也提到，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推进社会自治。是否符合法定期限，易断。

[55]〔德〕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迈耶与行政法学的发展(代中文版序)》，载〔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页。而作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的行政效能原则，可以在实体维度对制度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将行政效益原则引入行政法有宪法基础，有助于更新行政法观念，积极回应服务行政、给付行政时代的需要[18]。[85]听取意见、利害关系回避、说明理由等程序，都有促进正确决定的可能。

有的收益与制度方案之间是存在必然联系还是伴随其他因素，不易把握。[30]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都提及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也正因为此，在成文法则浩如烟海的当今，总能发现基于效能、效率或效益[4]的考虑而设计出来的规则。四、法适用论上的规范内涵 此处所谓的法适用，是行政机关适用既有规范，针对特定管辖事项进行处理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罗豪才教授提倡以公民权—行政权平衡为核心理念的行政法平衡理论。法院没有支持这一观点，其在进行文义解释的同时，还对效率原则做了如下诠释：如果将事故发生之日作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则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伤害后果没有马上出现的情况下，也无法及时、准确地查明事实，无法作出正确的处理，反而必将造成行政管理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法院裁判书中特别提到：庭审中，宝珀公司明确其对商标评审委员会合议组成员无申请回避理由。……被告市商委对重新评标进行审核后，以公告形式在网络上作出的行政决定，符合《13号令》有关程序的规定，《13号令》也没有规定以网络方式作出行政决定的，还要另外向相对人送达书面的处理决定书。

在淄博干式真空泵有限公司诉山东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处理案(以下简称淄博干式真空泵案)中，被诉专利行政处理决定是山东省知识产权局针对原告的侵权行为所作，但确实存在超出时限的问题。究竟让特定个人或组织承受较大牺牲以获取最大效益，还是宁愿获益减少也不能让特定个人或组织负担过大，这样的选择是更多价值倾向的，而不是工具理性可应对的。

有的收益难以换算成可资比较的货币单位(如健康)。[89]它就不能保持历史敏感性，不能感受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对政府效能的需求变化。

这是比例原则不能提供的。当前，在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和效能监察是行政系统内部促进行政效能的两项重要机制。若以此类推，是不是任何仅仅有超时限问题的行政行为，都不会被法院撤销或确认违法？事实并非如此。[89]关于公法理论应有的这些品质，〔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3页。

[48] 虽然宝珀案的原告、被告和法院都没有明确提及正当程序，但是，宝珀公司的程序主张无疑牵扯到一个公认的正当程序要求，即公正原则，又称避免偏私原则、自己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原则等。因此，严格意义上，这不是在被诉行政行为应当合法与被诉行政行为应当合乎效率之间进行选择。

[80]关于这些理论，沈岿：《论宪制改革试验的主体：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分析样本》，《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第8-9页。只是，行政效能原则中的市场或社会自治优先、制度或手段的效益最大化，并不为比例原则本义所容，有其独自的意义。

这就是行政效能原则所反对的效率片面化之一例。然而，现阶段提出的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共识和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于2015年修改前后形成的改革授权的政法惯例[81]，可以认为其精神与第二种方案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种方案里楔入授权规范，而使其所坚持的法治主义不那么僵化。